ZZ 极权主义的孩子 好文 细读

我有位小学兼中学同学，刚刚成为母亲。我去年1月在另一位同学的婚礼上见过她，年中听说她要当妈妈了，恭喜了她。非常偶然地，几个小时前在网上看到了她已经顺利生产的消息，和其他中学同学的回应。她现在想必很忙，那我默默地恭喜一下。是有此文。

虽然我没有校内、开心网或微博账号，但新技术无孔不入，塞给你你不关心的人的近况和看法。不过，这位刚生了孩子的女生，我是关心的。认识了20年也没成为朋友，但我两年前偶然又见到她时，很欣赏她的一根筋和对生活的好奇心，觉得如果机会合适，应该能作朋友。
还有一位中学同学，我也很欣赏。这位是中学时代没聊过天，毕业后就一无联系，但印象中的她令人很是喜欢。去年1月，后面这位姑娘婚礼。收到群发的知会电邮时，我想，或许正可以在这喜庆日子向这两位同学致意，试试看聊天，并且真正认识她们。所以我很奇怪地在此前毫无联系的这位同学的婚礼上冒出头来。
那是一场愉快的婚礼。她们看起来都聪颖明朗。
新郎和新娘的朋友自然要攀谈。新郎请的不少朋友都是他的中学同学，那所学校有出产数学物理竞赛选手的传统，新娘这方的中学也是，席间就聊了不少有关中学的话题。这谈话一直延伸到婚宴结束，几位一起去吃席的中学同学和我一起走入1月纽约沁冷的街道。

（一）

意识到我有多怕中学时代，大概是在从J. Crew店到St. Patrick's Cathedral的路上。其实我以前也知道这一点。我早已离开家乡，我的生活早就与那个中学无关，我早就不和中学同学聚会，他们不是我的圈子。偶尔在MSN上碰到他们中的某个时，就像对陌生人一样说说怪话吹吹牛。但我还是怕他们。
我不讨厌他们，我只是害怕。
正是为了从怕中挣脱出来，前几年，有中学同学加我的facebook时，我明明很烦，想要继续躲，却不仅批准了请求，还顺藤摸瓜，加了另外几位；还尽量愉快地回留言，一副“今日甚好”的派头；还循着这股勇气，硬跑去欺负我欺负得最厉害的同学那里留言，讨论像电影、风景这样的问题。我把这当作内心的宽恕。

真傻。
完全不必。
怕就怕了。有什么羞耻的。青春期的我已经为自己的存在而羞耻，可我现在仍然在为我当时的羞耻而羞耻。这是何必。
我该承认当年的羞耻，也承认现在的怕。我仍然被那几年的残忍追逐，青春期是我巴斯克威尔永生的猎犬。这没什么大不了。捷克人Kovály，是把Saul Bellow译成捷克文的人，她的父母死在毒气室，她的丈夫和她幸而一起从奥斯威辛逃脱，6年后他却因为党事倾轧，死于社会主义新捷克的绞刑架。我读过她的回忆录《一片残酷星空下》（Under a Cruel Star），觉得有一派仁恕之气：因为仇恨和苦难永远在，所以生命的动力必须是爱和希望。因此她并不是廉价地对那些施以伤害的个别人说原谅，而是在宽恕普遍意义上的我们每一个在受苦、并令他人受苦的个体。

这些我已经懂了。我原谅人，不原谅那些一个个的他，她，他。对那些欺负我的具体的人，我何必要冲上去微笑，装出宽恕，装作一切都没发生？

当然，残酷的青春期绝对不是没意义。不置于死地不得后生，没有那时候的压抑，也没有后来皮糙肉厚的我。再说了，自己当时的不顺，也是因为那时沟通能力差，又不懂控制情绪。
不过没必要讲自己的倒霉和自己的成长，那不成最烦人的life guide了。有意思的，是写一写当时的环境──对那个环境的理解和反思，其实是青春期给我的最大意义。大学时候，我开始读《规训与惩罚》这样的书时，是我的中学为我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因为长辈的无知和虚荣心（我妈：你个没良心的！我：别演，我早怀疑你不是亲妈了！忘了在我中学那狗血7年里，你有多嫌弃我了吗！）──我9岁就去上中学了。那是一间在各方面都以竞赛为目的的学校：规模小；成绩好的学生组成竞赛队，去参加各种物理数学信息学化学的比赛；女生全部剪短发；每周有一个班级不必上课，戴着红袖标巡查，黑板槽里不能有粉笔灰，走廊上不能说话，否则值周生就要扣分，扣满4分这个班班主任的奖金取消，因此每位老师都是一张苦逼脸；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有一门考试，9点回家；每个教室的左上角都有一个永不断电的监视器。到了高中，学校搬到郊外去，严格住校制，每周末回家一天20个小时。童话一样的新校舍下是极其紧戾的生存空间──到这时候，连家庭给予的私人空间都不能再有。

（7年...是因为初三时我留级了...除了在报告文学里，你们见过初中留级生吗...还是女生...你们可以知道我有多孬了...瓣儿友们，你们在青春期应该都是好学生吧，就算早恋打架起码老师看得起你们吧，起码没留过级吧，起码当过班干部吧，我我我...）

这个学校的可怕，不在于一般中学时会有的学习紧张、老师刻薄、没有自我空间。它的可怕在于那分分钟转动的监视器、把课桌安放在走廊上的值周生、校长号称的“斯巴达式教育”整个构成一套严密的控制技术，这种技术要求校长观察老师，老师监视学生，老师相互揭发，学生彼此监视。
它使用道德话语控制每个人，它的奇妙之处在于，老师担心会扣奖金，但他们永不提钱；男女关系被暗示为最不纯洁的。它是拉长了的社会主义实践，摆出集体感和激情，那些激情在转型后的今天早已不再纯洁却仍被宣传。它既是领袖崇拜，又是劳动竞赛。
那是一所寂静的学校。宿舍里熄灯后严禁说话；走廊上禁止聊天；教室内需要保持低分贝。那不是文明的技术，那是集中营。
其实，它不是一个多特别的地方；我离开它以后才知道，它是一个隐喻。其他那些可以留长发的学校，那些下午3点放学的学校，大概是它的1.0版。竞赛与监视，其实是我们教育中的基本模式。

（二）

想想真是温水煮青蛙。那几年的可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可怕。初三时，一堂自习课上，一位女同学没学习，而是收拾书桌。她把书桌里的书拿出来，仔细地用纸擦干净桌膛，把书和本子整理出次序，又放回去。监视器录下了她收拾书桌的这15分钟，作为在自习课上不务正业的典型，在全校的电视机上播放。老师恨极了她，因为她让老师丢脸又丢钱。她站在教室中央哭出来。我是快煮透了的青蛙，我也觉得她不对──怎么能不看书呢？对于另外一些同学，评判则是，怎么能谈恋爱？怎么能没擦干净窗台？
极权主义的厉害就在这里。极权下的人会自然地迎合统治；极权训练出了人的自我控制，和一套检省内心的技术。极权主义渗散了罪的观念，定罪和赎罪的过程弥漫在每个角落每段关系，成为存在的基本给定条件。

别以为因为我想“怎么能不看书”，我就是被肯定的好孩子。我是失败者。因为那鬼地方泛滥着道德感，将一切政治化来证明自己的崇高、正确、和纯洁。它的学生有时也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纯洁为目标，至今似仍如是；另一些则乐于给崇高泼脏水，可惜是以腌臢的方式，而且脏水的内容，也是一整套道德语汇。他们都一样。
说它是全方位的竞赛制，是因为极权主义的孩子不会组成反抗的团体，在苦难里彼此怜惜或谅解。极权主义的孩子组成各个大到班级中为寝室小为伙伴团的单位，以荣誉的名义相互仇恨。
在集中营里，当然可以也应该有团结。但是，团结的口号和实质，怎么可能是“集体荣誉感”？极权下，奉行集体旗帜的团体不可能是正义的；正义团体的光荣，也不可能来自于极权的肯定。
但我当时没有能力分析，我只觉得害怕。我是史景迁书里那个傻乎乎的土包子，清代为在华天主教会看门的胡若望；懵懵懂懂就被带到了欧洲，惊惧大喊：“你为什么囚禁我！”

我的难受也来自于我的幼稚。又讨厌它，又没有能力在内心彻底反对它。又害怕，又找不到应对的方法。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同学内心强大，找到了生存之道。但我那时候太软弱：讨厌它却不蔑视它，我战战兢兢寻求它的肯定，在寄宿制的学校里我无处可遁。亲娘来，我怎么那么傻。

大家争先恐后去长跑，在运动会上冲锋，热烈地参加文艺活动。这样才能得到肯定。不参加运动会的，会因为拖了集体的后腿，遭到其他同学的白眼。孩子们除了集体之外一无所有，不能回家、一看课外书就会被抓到；这个集体是孩子们唯一的财产，青蛙们都那么珍视这口锅和它下面熊熊燃烧的柴禾。
倒霉的是，我基本上是个没有运动或文艺能力的人，成绩也差。到现在我也不爱在室外跑步，室外的空气总让我的嗓子难受（跑步机上我则堪比村上春树）。我不能为集体争得任何荣誉，而且没表现出在竞赛中为集体争光的热情。这就不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高一班主任那么讨厌我。她用单独相处的时间长短来表达她对学生的偏爱程度，有一晚甚至住在了她喜欢的一个女生宿舍里（──当然，这是违反校规的；后来她做不了班主任了，这好像是原因之一）。我没有什么和她单独相处的时间，仅有的几次里，她不吝于表现对我的讨厌。我没法复述那几句刻薄的话，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我在朋友中也有毒舌的美誉，可那些话实在是太毒了，现在写出来，实在会大大抢我的风头。

（三）

Psychoanalysis在当代中国已经普及成了民科。虽然精神医学仍然是安眠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模糊地知道童年阴影和潜意识，新父母积极地学习发展心理学常识，媳妇会因为婆婆对小孩开“你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这种中国父母原来习惯的玩笑，而对婆婆大为光火。“我们的恐惧来自于幼儿时的情感模式”，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的叙事框架，例见本豆网的“父母皆祸害”小组。
因此，质量很高的幼儿教育书一本本在出版，新父母们越来越关注幼儿期的教育方法；但是似乎同时，很多父母在度过了那“危险的幼儿期”之后，就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不，我不是说父母们做甩手掌柜，不管孩子的入校；恰恰相反，帝都的老旧学区房卖到四万元/平米、家长使尽浑身解数把孩子们塞入好小学、尽量让孩子能进入免中考的六年制学校以省掉一劫，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进了所谓的好学校，就足够让人放心吗？

其实，从家庭到学校的过渡、以及孩子的学校生活，恰恰极其重要：那是个体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代汉语对“社会”这个词的使用方法颇有特色：社会被当成“多余”或“之外”的部分，例见“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指家庭和单位之外的麻烦，“社会青年”指没有单位的青年。但是，政治生活，在孩子甫入校时即开始；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小学和中学后，家长需要关注孩子正在面临的政治，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咨询，在一切时刻提供情感支持。

渠敬东老师翻译了涂尔干后，把《教育思想的演进》当作涂氏最重要的文本。教育问题是唯一问题。我是到近几年，才理解渠老师的玩笑之谈──他说，就应该像卢梭写的那样，等孩子已经长成心智成熟的成人时，再进入学校；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太早的让孩子进入社会生活。
这是个理想；不过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语境下，home school不是可行方案──并非因为home school的成果不利于考试竞争或面试时简历的胜出，而是，小宇宙不够强大的孩子会希望自己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仅仅是“与别人不同”这个事实，可能就会把孩子压倒。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为从家庭到政治的过渡，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一层意义上，学校生活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治的。例见Mean Girls，或者英国文学传统里无数描写寄宿制学校的小说，从《名利场》到亨利·詹姆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我总爱拿《金瓶梅》举例子，台湾作家侯文咏，写过一个小杂文，用他女儿小学里的政治斗争，谈《金瓶梅》里派系斗争的永恒性：他女儿才读小六，同校女生成立了地下组织，由领头的女生制定行动策略，孤立那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女生，逼到转学才罢休。这也是当代精英学校里的事。
家长惯于对“小孩子的把戏”一笑了之，却不知道那些把戏能有多残忍，对儿童又有多大的伤害。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不是所谓“素质教育”的口号/实践能改变的。先不说制度改革和教育专家的任务，单从家长的角度来说，父母需要了解这些孩子间的政治，以及学校的技术，才能给孩子以必要的情感支持，以及一个肯定自我的空间。
回忆起来，我在这个学校待的7年其实算幸运的，因为看看书，就能有希望和另一种现实。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家庭必须是避难所，只有家庭是避难所。

在另一层，也更重要的意义上，学校生活的政治，又尤其是个当代中国问题。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只是在寻找新语汇替代劳动和阶级，却没有消除“差异”这个概念的核心地位──基于差异的阶级斗争，以及弥散的道德话语，始终在自我更新。
我们的孩子擅长阶级斗争；但是，别把这解释为什么国民劣根性。我们的孩子不比任何人坏；只是孩子得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现存的互动模式，建立自己的行为。就像不同时代的孩子从《水浒》评书、香港黑帮片、或是父亲的酒友那里学会弟兄情义，按《保尔·柯察金》或《泡沫之夏》建立自己对爱情的理想，我身边那些极权主义的孩子们，包括我自己，按照监视器对待我们的方式，相互对待。
今天的所谓素质教育，只是提供了更多竞赛的场所；后社会主义的时代，监视并未更少。

（四）

我是枚愁眉苦脸的失败蛙。我知道我快被温水煮死了，可是其他和我同命的青蛙，它们一边抱怨着控制、一边左倾右轧。有的青蛙想撕掉我的胳膊，在我煮熟之前吃掉它。

有一年，整个冬天和春天，没有人理我。我沉默地过一个又一个24小时。周末时在家看到张爱玲写一个远行人，他独自走了太远的路，“捂臭了嘴”。真精当，我才懂了自己的处境。冬天很压抑，上课时还算好混的，可是下课后有那么多需要和人同行的时刻：去做广播操的路上、去食堂、回宿舍。我只能一个人。我其实不讨厌这样，但是别人射来的“你自己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愿意，而是因为我不理你”的目光让人发冷。我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是自己愿意一个人待着，只能在做广播体操前先去洗手间，这样可以避开大家出教室的时候；也在马上要熄灯时才回宿舍，那样就是说得通的：多看一会儿书，所以要晚些自己走。我记得很冷，晚自习后我很想早些回寝室去，可是又害怕一派热闹中七个人都不理我的冷清，只能钉在教室，给自己念“夜来临了钟声响起，时光流逝我没有移动”。多傻。

大概五六月间，两位同学找我谈话。她们说之前是大家约定不理我，既是因为一个女同学说我坏，她们多少相信，也是因为即使我不坏，如果她们理我，她们也可能被说成是坏。她们说现在她们觉得我可能不坏，有点可怜，决定告诉我。
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感觉了。我真忘了。因为那几年间，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后来有人用我的名字为主角讲色情故事，录制成磁带，复制多份，全年级流传。流传了很久；但我一直不知道，直到偶然在我同桌的随身听里发现。比起来，谣言、孤立、冷眼算小事。

后来几乎没参加过中学同学聚会。人家那几年是有苦有甜，我回忆起来是度日如年。您当然有甜了：您是录磁带、听磁带ge儿ga笑的那拨人。都不是大奸大恶的孩子，现在想起来，或许有牵头的几个，其他的无非是跟着看个笑话。但是，看贴的友邻们，如果你的孩子成为磁带里的人物、讲故事录磁带的、听故事偷乐的这三种人里任何一种，应该都会让你难过失望吧。

之所以能存活下来，是因为我平生最怕三件事：血、刀、高。我特么死不了。

刚才看malingcat写伊恩·麦克尤恩《床第之间》的跋，引了麦克尤恩的话：他的青春期是“sexual hell”。我挺喜欢看麦克尤恩的，因为一早就能闻出来他有这样的气味。有些人一生都在和青春期赛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那些软弱和恐惧。我们这样的马拉松选手，就算是看一段写政治的情节，都能嗅出背后那些来自家庭的阴冷，和青春期的悲催。
青春期对于我是一场恐怖。不过别人不全是这样。我听说不少中学同学现在都是莫逆之交，组成了一个小圈子，经常交往。有人爱那里，我的监狱是他们的游乐园和跑马场，他们的驰骋也建立在我的受苦之上。当然，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好。

后来我很少想起那里。我和同学几乎没有联系。只有一次，另一个进了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回中学看望老师，我同去了。青春期好像已彻底远去。大学二年级快结束的一天，六七月间，我在图书馆恶读实验心理学；图书馆当时不准学生把书包带入阅览室，在阅览室外面设了存包柜。我从二层我待着的人文社科走出来，要去存包柜拿书。电话握在手里，走出阅览室门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是那个拿我当主角录制色情故事的同学，他发了一条类似内容的短信，带署名。中学时我和这位同学几乎没说过话；看到那个名字那条短信的时候，我瞬间浑身冰冷。
我记得我要冻僵了。在人文社科的外面，靠住夏天冰冷的暖气片。
后来我回到我常坐的地方，C.915和B0之间，想，这套以忘却为基础的自我治疗没用。

（五）

我的失败是彻底的。
那时我不认为我有任何判断力。
我记得有一次，很少的几次之一，和那位刚刚生产的女生聊天，说起来四大名著各人喜欢看什么。她好像喜欢《三国》或者《水浒》。我只爱看红楼梦，《水浒》我觉得是乱糟糟一团故事，《三国》我很难读完一页；但我不敢说。她说，“你是不是喜欢红楼梦啊？” 我回答含糊。我们那所学校讨厌一切情调，罗曼蒂克被当成低级的爱好。在那所学校的价值系统里，弟兄义气、幻想、和政治斗争都高级而清洁，红楼梦非常低级。这两周来，我在看喜欢的一本书，人类学家Lisa Rofel写的“Other Modernities: Ger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理论资源主要是subaltern, critical theory和feminism。她说，改革前的中国压抑女性气质，而市场转型后的中国，则否定性别的社会性，因此女性将凸显女性气质视为自然。同时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实际上将经济界定为一个男性化的范畴：冒险是男性的，下海是男性的，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成功是男性的。
我的中学有强烈的清教气质，它和极权主义结合在那个童话般的郊外校园。红楼梦在那个价值系统里显得太女性了。我不敢说。
离开那个地方后，我终于开始建立对自己判断力的自信。并不是说我的趣味最好，而是，我终于不再为自己喜欢的感到自卑，不再畏缩于说出我的偏爱。读到巴赫金和艾柯后，我意识到四本书里我只爱看《红楼梦》，只是因为它是比另外三部好的小说。

谢谢后来我遇到的每个聪明、自私、自以为是的人，让我不再羞耻于说出自己的趣味。我仍然喜欢《金瓶梅》和《林兰香》，我的性启蒙来自于《三言二拍》，我的审美建筑在那些器物、衣饰、楼阁庭院和颜色之上。光是大红金枝绿叶百花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这些字堆在一起，就让我一阵激动。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我最高兴的时候。那个冬天很容易就过去了。
所有的不快仍然在，但是我快要离开了。谢谢科举制度给学校以一些客观性。当一个人不被喜欢、不被接纳时，他还可以靠演算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而不至于只能遁入私人生活里的情绪或阅读。太多人认为我们教育的症结在于高考；我觉得这种看法虽然算不上是本末倒置，但至少不切实际：我们教育的问题在everyday life里，考试制度虽然并非解决方案，但是，在某些极端时刻，考试制度自身的相对客观性，到反而能平衡那些日常生活的技术。

也谢谢科举制度，让异乡人不必终生称牢房为故乡。
那时我身在家乡，却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庞大的、无组织的、中心不明的Diaspora。高三时我的心是Walcott的《仲夏》，引胡续冬老师的译文，

携带着整个燃烧的夏天
　　　　一阵和风漫步到船坞下面：大海由此开始。

异乡人将要回家。我的青春期是漫长的倒计时，我等着离开那里。我的生命至今是一场负数，我相信为正的生命将要开始。
那时我毫无留恋，在离开家乡前就自我解构了nostalgia。我倒数，盼望在被煮死前，锅能迸裂。
这是希望的政治学：如果没有离开的盼望，我可能会湮灭。但是离开的可能性点燃了我，我在离开前，其实早已靠希望，从锅里跳了出来。
高考后第三或四天，我就去烫了头发。我被囚禁了那许多年，我要离开了。

另外那些青蛙，它们是否其实乐于被控制？高中那几年，我总看语言繁华、形容词堆砌的《万象》杂志。奇怪的是，高中一毕业我就讨厌这本杂志了，其实我一直喜欢朴素的文章。那几年可能是自己情不自禁地想看清教徒气质的反面。绮丽的《万象》当然爱好唯美主义，我记得高中快结束时，在杂志上看到王尔德说他不想要没有心的灵魂；那时我因为快要高考快要能离开这里，已经坚强了一些，我记得自己看着监视器下欢唱的孩子，想，他们是没有灵魂的心。
别说孩子天性善良。小孩子间的刻薄和谣言是可怕的，恰因不知道伤害的后果。小孩子最残忍，小孩子还擅长大众动员。小孩子没有抗击打的能力，被打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死。

那个夏天，我轻轻说：再见，极权主义的孩子们。

（六）

写得这么长──这是我埋葬不掉的青春期的墓志铭，和我的《致女儿书》。

其实我并没能立刻对孩子们说再见。离开那儿后，我对那时偶尔理过我的少数几个人心怀感激。
有一年的时间，仍然有电话和探望；给一位越洋寄CD后，我立刻变穷了。
可是我并不完全信任她们和他们。我捂臭了嘴的那两年里，她们不认识我；她们理我时，也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不知道她们的理睬是否是友谊，我也不知道我的感激是否是真正的友谊。我担心她们，像此前那几年的别人一样，是出于恶意。我觉得，极权主义下，唯一可能的友情是建筑于共同趣味、政治意识或彼此体谅之上的秘密社会。

反极权主义环境里的新我，对真诚和虚伪很看重。我困于自己的感激和怀疑之间。她们对我不重要，但是我得知道我是否该把所有的一切都立刻抛开。那样，我才知道我该怎样处理我自己。
我自作聪明，在第一年的末尾，出了一道微型题。这其实不是题目，而是设问句。我自己编了一个谣言来埋汰自己，告诉她们中的一个人，等着瞧会发生什么。因为是我自己编的，因此我能通过它的传播过程来筛选好坏，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想来，我当时其实还是怕的；我怕抛开此前的一切，因此，其实想留下她们，才怕冤枉其中的任何一个。可这几位果然都没有经过考验。我高兴极了，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果然不该对那儿有一丝留恋。我和那个地方不再有联系。
谣言本身，后来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坏影响。我当时丝毫不在乎，因为那是我教自己的重要一课：怀疑的就扔掉，别迟疑。

但是后来的几年，我认识了我的朋友们，几个天下最好的姑娘。在真正的友谊中，我不断反思自己当年的考验。我感到后怕。我觉得自己也变坏了。我担心她们的恶意，因此我怀着恶意作了实验。即使我的实验成功了，我难道就有资格给任何人出设问题？我不应该因为你们耍我就耍你们，否则我也是锅下面的一枝柴禾。我无需纠缠于是否原谅。而且其实，极权之下人人受苦，熟练运用道德话语的那些，也并不过得更好。否则王佳芝怎么会爱上易先生？
现在想来，离开那里后、考验她们时的我，才是最坏的。我把在那里学到的技术，用到了她们身上。她们没有通过考验，不证明我有一丝的正确。除了我在出题后学到的“怀疑的就扔掉，别迟疑”，我也从真正的友谊，以及终于建立起来的自信里学到，“相信的就别考验，也别迟疑”。这是一种政治。读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和正义时，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七）

整整十年前，我带着整个夏天的火花和此前所有的灰烬，纵身入海。大学对刚入学的新生，有个系列培训。它说，很多同学都是原来环境里很好的学生，到了大学，可能因为好学生的共处，有不平衡的感觉，请大家一定要调试心理。从入学典礼、到系里的新生欢迎会，到入学后的培训，这些话是一再出现的主题。
我心里暗笑：不平衡？我是这么糟糕的人，我被当成那么糟糕的人，现在我到了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你可知道我现在有多欢喜？

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朋友们。薇小安，你勇敢、聪明、有耐性。你是秞间云心，均衡、有重点。小迷糊是你的可爱，你整个都是善良。我常常是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才知道你怎样地原谅了我；我羞于对你说对不起，但你的原谅是我变好的原因。
丹小王，2010年你和我各有各危机，周末的一通通电话里，我们却总是在笑，我们讲地铁上一个奇怪的人，回家路上一个莫名其妙的误会，公司楼下难吃的茶餐厅。倒霉的日子，因为我们的讲述，变得可爱并且可以忍耐。我感念叙事的力量。这一年里我从E.M. Forster的Aspects of the Novel看到James Wood 的How Fiction Works，我意识到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一个结构，叙事是结构中的行动。叙述的能动性使它得以在现实之外创造了另一种流动的现实。这第二种现实不是因为它与第一层现实的相似性而存在，而是因为它有时反而比现实更逼真。现实因为叙事才栩栩如生，才可亲可笑，才有意义。因此authenticity的含义，不是逼真，而是比真更真，是自圆其说。第二种现实能够大于现实本身。在低落的时候，有趣就是有意义。我们存在于那些因为叙述而具有了连贯性的有趣时刻。谢谢你在上海，谢谢你来北京。

谢谢你们，亲爱的姑娘；美丽的姑娘。

以前的我,没想过婚礼。我小时候对蓬裙子和布娃娃就兴趣一般，现在也不相信婚礼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看到网上“只结一次婚，当然得风风光光地出嫁”或者“我从小就盼着婚礼”这样的说法时，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是就在去年，在一段灰暗的时候，我想要婚礼了。因为姑娘们，我想在那时看到你们在我的身旁。
愿我有婚姻，爱智，健康，朋友，财产。让财产保障我的自由，让婚姻和朋友为我带来情感和成长，让爱智和健康作为生命展开的前提。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长大离开，我们会在轮椅上打牌，生活在一起，年老的丈夫在我们身旁，口水滴下来，让我们很烦，又有点儿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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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舌的我P.S，到那时，极权主义的孩子们都已经生出了极权主义的重孙子。

（说上面这句话的不是我！）

正经地补一句：重孙子这句，不是说第一段那个新妈妈的。我喜欢她，她是个有意思、有行动力的人。但是，这也不全是玩笑话：我最怕的，其实就是极权主义要命的自我繁殖能力。那些孩子会是母亲、父亲、老师、和教育部长。他们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孩子们手拉手，走在我不愿意看到的一条洒满金光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