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地里的守望者——UIUC 2015fall math phd 申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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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准备申请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支持自己走下去，有的时候则是单纯的疲惫，或是缺乏动力。这些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便会偶尔登上一亩三分地论坛，寻找学长、学姐们的经历。在他们的申请总结里，我看到了一个有一个为着自己目标努力，坚持下去并最终达成目标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着，也激励着我走完了我的大学四年，以及整个申请过程。于是现在，在申请季完结的时候，我还是过来，想把自己四年的大学经历，准备出国的过程在这里分享出来，主要是为了走在申请道路上，以及即将走上申请道路的学弟学妹们。希望在他们申请中遇到困难，感觉到迷茫、困惑或者缺乏动力的时候，提供一点慰藉，和支持他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言归正传
接下来便是我个人申请的经历。接触出国是很早的事情。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周围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各种亲戚、亲戚的孩子，父母各种朋友、同学、同事的孩子，出国的太多太多，氛围一直存在。最主要的契机是家里有姐姐要申请美本，我小她一届，所以从初三开始就耳濡目染她整个申请本科的过程。到了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定下来“本科在国内读，研究生出国”这样的“战略规划”。由于家里父母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自己也对学术研究有一定兴趣，加上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所以计划是拿美国的博士，然后从事学术研究。这对我所处的成长环境的孩子来说并不算是奢望（我有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情况和我类似，住同一个小区，本科去uiuc读了物理，然后现在要去cmu读物理phd,在cmu上课，高年级之后去瑞士那边那个粒子对撞机）。上面提到的本科国内就读对我来说其实指的就是上北大。由于是帝都的学生，上清北的难度确实比外地考生要小，自己所在的高中（也算是北京相当好的学校了）每年实际上清北的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上（过线的60-70人，其中有些会出国，去香港，或者报国内其他高校）。当时自己在高中的成绩基本上是能上清北的，几次模拟考试也都在圈内比较安全的位置，因此就没有什么犹豫地报了北大，而且由于二模考的好（区前10，有些幸运了）还被家长建议报元培，光华之类的。父母去清北开放日的时候，说明模拟考试情况后也受到清华招生老师的报考邀请。但是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在正常的发挥之下，我只能确保自己过北大的线，于是虽然还是报了北大，但并没有报收分高的专业。由于自己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因此报的是北大的心理系。
在这里我必须为北京高考做一个澄清，虽然地里的同志们素质普遍较高，也比较理性，但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对北京高考的状况多多少少并不是了解的十分透彻，在这里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直到我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高考的2012年，北京高考报志愿的政策依旧是：考前填志愿（一般是二模之后，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无平行志愿。这两条政策给北京高考带来了很大的刺激性。这里的无平行志愿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很多省份在我高考的2011年，甚至几年之前就开始实行平行志愿的政策，也就是考生可以在同一批志愿里填分数相差不多的学校，比如第一志愿是北大的话，第二志愿可以填复旦。然而这种填志愿的方式在北京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听到的是“上不了北大，就去北工大”，这两所学校在北京的分数线不少于150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第一志愿是北大的话，他第二志愿基本上要填比北大低150分的学校。大家可以想象，北大和浙大的差距是你高考发挥失常可以忍受的，但是北大和北工大的差距呢。学生辛苦了12年，由于比北大分数线低了1-2分，就必须去一个录取线相差150分的学校，而这样的差距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问题，它会带来实打实的影响。这一点在下文中会继续展开。
因此，在北京志愿填报政策改革之前，北京的高考还是存在着“一考定终身”的这种刺激性的。于是北京高考前填志愿需要十分谨慎，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敢乱填第一志愿的，一旦填了第一志愿，就必须得保证考得上，不然就真的是坠入深渊。
到了我高考的这一年，情况没有以前那么严重。有些学校看到了北京高考的这种特点，开始愿意接受一些从第一志愿清北掉落的学生。比如哈工大（哈工大这一招搞了多年了），包括北工大，这些学校的对策是建立特殊的班级，专门接受这些掉落的学生，然后给他们特殊的资源。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由于比清华低了2分，去了哈工大。
我的第二志愿选择的是北京的一所高校:北京理工大学。选择的原因就是看到其接受第二志愿。那么这样的二志愿比北工大还是要好很多，毕竟录取分数要高80-100分。当时报专业时并没有做任何考虑，由于对工科完全无感，就报了数学，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数学是我在北理工可以学的最适合我的专业。
2011年的北京高考，理综出的比较有试验性，这个只要问我们下一级的就可以得到印证。最后导致我的弱项理综考得尤其惨烈。再加上优势学科数学比较简单，自己又出现了小失误，整体上把我的并不是很好。最后的分数实际上离北大的分数线是有一定距离的。
最后高考出分的时候确实是十分刺激的，当那个数字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知道这12年应试教育的生涯终将以失败告终。不客气的说，对于北京的高考考生，高考还是有一定审判作用的。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那么12年的应试教育就圆满收场。否则的话......
对于高考失力的应对措施，北京考生，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我周围的北京考生大致有三条出路:
1准备出国年本科
2复读一年，准备来年再战
3接受第二志愿
事实上，选择复读的学生很少，大家基本上要么准备出国，要么接受第二志愿。当年我们一起报清北的同学掉下来很多，其中有去法国的，有gap一年，之后去了UWM;还有就是留在第二志愿。其中除了那个去哈工大的同学，还有一个和我一样一起来到了北理工，那个同学去学了cs，他原本报的是北大的信科。
其实最开始我们家的决定是出国读本科，显然，这更有利于研究生申请。因为我本来留在国内的原因就是要去北大，去北大的目的有二，一是憧憬北大的环境，憧憬那里的本科同学，其实就是本科的人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学心理，却没报北师大，而是报了北大；二是清北垄断了太多的顶尖资源和平台，对于出国来说，这些资源与平台都是尤为重要的，这一点我在那时候只是有朦胧的预感，但实际上并不了解的十分清晰，而当进入二志愿学习后才渐渐意识到。那么既然现在去不了北大，去美国直接读本科的话就更直接一些，从本科进入那个体系，那么在向上的时候就容易一些。事实上，这也是地里的共识，即同样一名同学，付出同样的努力，那么在美国读本科与在国内读本科相比，努力所转化成果实的效率还是要高一些的，别的不说，推荐信就直接秒杀（当然了，这也是基于我早就确定要走研究路线）。
于是我们在出分的当天就报了两次托福的名，一次在八月底，一次在九月底。也迅速报了7月份的新东方托福班，在人大的世纪馆上课。然后从那天晚上，也就是看到高考分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背起了托福单词。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还是留了下来，从了第二志愿。其中的故事就比较丰富了。
事实上，我的家庭状况十分特殊，由于是组合家庭，家里有三个孩子。上文中提到的姐姐，是继母的亲生女儿，我和我的同卵双胞胎哥哥是父亲这边的。
我的姐姐大我一届，当时已经在UCLA读本科了。我和哥哥一起高考，他报的是清华电子，我们同时失利，这对于我们家来说都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特别是对于我的父亲，因为他当年高考也有失利的经历。
父亲的两个儿子同时失利，对他的情绪会产生极大地波动。另一方面，父亲的身体不太好，准确地说是患有甲状腺淋巴瘤，恶性的，再直白一点讲就是“癌症”。只不过这种恶性瘤是所有恶性瘤里面最温和的，现在的治疗手段下，控制病情，使病人达到正常寿命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然而这个病的控制与病人本身的情绪有关，病人情绪好，肿瘤就不容易复发，反之，复发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我父亲本身就容易产生情绪波动，这次的打击对他来讲也十分沉重。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期待其实往往不亚于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所以自己落榜北大对父亲来说也是十分沉重的。
更甚者是，父亲在高考前半年肿瘤复发。我记得很清楚，高三第二学期第一天下午，当所有同学都在教室里考理综的时候，我和哥哥拿上卷子，坐地铁来到北京医院，妈早已经坐在手术室外。那天是我父亲进行手术的日子，我们就坐在手术室外等着，一段时间之后，主刀医生出来，拿着一个不锈钢的小盘，里面装着一写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东西中包裹着些许黑色的球状物，医生告诉我们那就是瘤子。
癌这个东西如果扩散了就十分麻烦。父亲从初三时第一次查出此病，到高三的复发，如果控制不好，达到大规模扩散的程度，就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那高考的失利对于父亲情绪的影响，对于其未来病情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不确定性。而一旦病情发展，一是需要人在，二是需要大量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当时家里的状况是，外面有一个读本科的姐姐，如果说一个在国内读本科的学生一年的花费可以近似的看做为零，那么她在国外一年的花费就不能近似看做为零。如果我和我的哥哥两个人同时出国，那么家里就需要同时负担三个人在国外的开销，而且是四年。在我父母身体都健康的情况下，这种程度的开销实际上并不算什么问题。但当时我父亲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不到半年，还基本上处于休息中，并不参与工作。难么赚面包的压力就都将压在我妈一个人身上，再加上父亲病情的不可控性。这些因素之间产生消极的相互作用，使得本科出国这件事情显得并不像之前想的那么理所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出国也不是马上就能走，毕竟还要gap一年，而这一年也不是在家呆着，而是很紧张地准备托福,sat,文书，申请材料。还要经历等待的煎熬。这些就算对于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说是必须经历的事情，但对于父亲来说，让他在大病未愈之时再去承受一年期中双份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都是对他病情不太好的事情。同时，对于去美国读本科，是否就一定会带来比在国内从二志愿更好的效果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并不确定。事实上，在经历了四年的大学之后，我敢肯定，美本经历对我未来的博士申请肯定是有极大推动作用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拍着胸脯跟父母保证，只要出国，我就一定能怎样怎样。
最后，第二志愿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发现当初自己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二志愿填的是数学专业。考虑到专业是数学，以及以上提到的种种顾虑，我决定从第二志愿。
在这里提一下自己为什么考虑到专业是数学时心动了一下。我一直是十分重视数学的，我认为数学揭示了许多事物的内在规律，或者说当把很多具体学科中的问题还原成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解释时，往往可以得到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来报北大心理系，也是想要修一个概率统计的二专业，或者辅修什么的。那么现在既然是到了二志愿学校，先学数学，之后再伺机回归也是可以的。
于是我决定留在北理工。
决定来到第二志愿，虽然是自己的决定，但还是十分不甘心的。想一想我从初中开始的圈子，玩的好的同学基本在清北圈。第一天父亲送我到学校报到，车子开进良乡校区的时候，心情还是十分复杂的。自己从高一暑假开始就基本没有了假期（高一暑假开始，大小假期基本上是在北师大自习度过的，当时经常一起自习的两个同伴一个进了协和医学院，一个进了清华电子系），为了考北大，高中三年也算是比较辛苦。现在这些努力都成了一场空。但是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走下去。于是当时我就决定，虽然高考失利来到二志愿，但一定要通过四年的努力，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掉落第二志愿在现实中所带来的影响。我也并不知道，国内不同学校背景在申请出国时的差异。
由于出分时就抓紧报了两次托福（第一次由于考位紧张，要去呼和浩特考试），我报到结束后第二天就前往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考了试，考完之后剃了军训头，然后考试当晚飞回北京，之后进入学校军训。那次托福是95分。一个月后在北京考托福，103分。
然并卵。这些成绩由于考试有效期的限制，不可能用于大四申请。只是钱已经交了，不考白不考。
于是我投入到大学生活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大致的计划是，大一学基础课，搞定gre，大二开始上专业课，并着手进行学术上的活动，大三尽量能有一些科研，为申请提供支持。但后来到了大二下，大三我才渐渐意识到，事情不可能像计划中的那样进行。
刚上大一的时候只知道自己要读博士，其实并没有准备继续读数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想在研究生阶段转到心理学，直到大一下学期接触了一些代数的概念。这里的代数不是大部分同学学过的线性代数，而是只有数学、统计、物理等少数专业同学接触过的抽象代数，一直以来，我对抽象的东西就十分有兴趣，而代数的语言，结构让我刚一接触到其的时候就产生了兴趣；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数学博士的念头。
大一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学数学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当大一数学分析第一次考试，大班里90人中只有9人过60，而自己考了98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认真地学一学数学的。从后来的学习中我发现，很多同学认为大学学数学与高中有很大差别，对数学那种严格正明的做法不感冒，或者说接受不了。而数学的那套严密性的做法在我看来却毫无违和感，所以在大一学数学分析的时候（当然，因为数学分析本身的内容上也比较具体，容易理解，不像后来的泛函那么抽象）就还是比较适应的。
有了第一学期的摸底，我便把专业第一作为自己大学学习的底线。我发现，虽然外地的同学确实在学习能力与成绩上比其它第一志愿报到北理的北京同学要强不少，但较之我高中的清北同学圈，还是基本没有挑战性的。于是我也就连拿了三年的年纪第一。
当然，这些东西写起来好像是云淡风轻的事，但实际上我还是为了学好课内课程花了相当的功夫。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课后认真完成作业，适当进行预习与复习。可以说，我上大学之后的努力程度绝对不会亚于高三时的程度。当然，这也是我一直计划好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大学的学习才算是真正的学习，而高考之前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准备高考而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东西也不过是一些附带产品而已。
大一期间，我在得到专业第一、拿国奖的同时把gre考了。可以说，我大一有50%的精力花在了gre上。现在看来，gre并不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准备。当我大四在Kathryn Mann（berkeley上课的老师）的办公室里，听到她一句“No one cares about the general test”时，我也是十分无奈。大一的时候对申请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十分清楚。而由于大部分人申请硕士，对于申请硕士来说，gre分数确实有一定重要性。于是在大一寒假，万泉河校区上新东方gre强化班时，受到周围的气氛，以及讲台上杨子江、陈虎平等名嘴的鼓动，感觉考好gre对于申请好像有很大帮助，便下了大工夫去准备gre。其实现在想想，那时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可以放松一些。毕竟大一其实除了好好学基础课以外其实做不了什么，而gre general对数学博士申请确实没什么卵用。但话说回来，我那时还并没有定下来自己要申请数学博士，所以这也确实是造化弄人。
这里我要在科普一下gre general test(下面简称gre)对于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项目申请的意义：
先说博士申请，对于博士申请者来说，本科阶段的科研、推荐信、gpa、一些学科的subject成绩都比gre重要得多，那么具体来说如下：
对于数学、统计、物理这些偏重理论的学科来说，gre的唯一作用是卡材料。你考个340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如果你考个304，那么学院会判定你为弱智，然后直接把申请材料丢进垃圾桶。
对于工科来说，情况与理科类似。
对于半文不理的学科，比如经济学、会计之类的，这种学科是比较看gre的，不仅看verbal, 还看数学和写作，分数越高越有竞争力。
对于纯文科来说，比如英语文学、历史这类的（当然地里申这些的应该寥寥），gre可能会看，但他们有其它参考标准，比如subject,所以gre也应该不会太重要。
那么接下来说硕士，对于大部分理工商科的硕士来说，gre在申请中有一定重要性。其原因在于gre是一个标准智商测试。当录取方对申请者学校不太了解，无法从往年入学的申请者的学长学姐的情况，通过申请者gpa推测申请者的大致水平时，gre成绩就会作为一个标尺，用来将申请者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申请者）进行比较。
大一的时候我哪里知道这些，于是便吭哧吭哧地准备gre,最后还嫌自己考的不好，大三时又考了一次。在这个过程里，基本上把红宝书、再要你命3000都翻烂了。现在看来，这些经历却也有一定意义，毕竟其锻炼了我的意志力。
到了大二之后，我确定下来要申请数学博士，也开始寻找自己想要做的方向。但其实刚刚接触专业课，而且学的非常浅，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向哪个方向走。直到大三上了随机过程的课，我才决定要向概率方向发展。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大二开始，我进入了地里，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有很多过来人提供经验，也有很多同时申请的人一起分享信息，互相帮助。但同时，我也不可避免地从地里了解到了一些残酷的事实：
美国理工科，或者更严格来讲是理科，而且越理论、越严重（如数学、统计）的“出身决定论”。
美本；港本；T2的清北；T3的清北科；华东五校；复交南浙；传统校
说法很多，不可否认的是，从统计的意义来说，这些学校的申请者确实基本垄断了赴美留学好项目的位置，详情请见W大博客中的科普文。当然，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国的应试教育选拔系统，以及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资源分配现状使得这些学校的学生确实无论从资质（本科入学时的水平）到成品质量（经过大学后本科毕业时的水平）相对于非传统校的学生来讲都有相当的优势。
那么作为非传统校的学生，在资源、平台，以及自身资质都相对逊色的情况下，是否就失去了哪怕是和他们同台竞争的机会？
在我13年冬天开始频繁进入地里的时候，发现氛围确实如此。博士录取的出身决定论基本是地里的舆论共识。当然，站在其它省份同学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合理的。但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这有点不太公平，特别是像我这种由于高考失利，又没能出国，来到程度差不少的第二志愿，又想申博士的人来说。为什么由于一场考试，我的本科出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这种出身的因素不是你通过一般的努力可以弥补的，就算你在自己的学校成绩再怎么好，一个出身不行就打回了解放前。
那么努力争取科研？外专业的同学不是十分了解情况。在国内，对于数学专业来说在本科阶段可以做科研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基本上只有传统校才有一些针对数学专业本科生的研究机会（而且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后申请的时候大致还是看出身，然后看gpa）。究其原因是本科生掌握的知识太浅，不同于所有做实验的学科，当数学专业的本科生连那些定义、概念都没有接触时，你怎么跟着导师做科研呢。所以给本科数学专业同学提供力所能及的科研机会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国内应该基本没有，而美国的高校却开展的不错。在美国，有个叫REU的东西，其实就是本科生的科研项目。对于数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老师会涉及一些mini的课题和小课程，这些课程带有一定研究性，是对本科知识的拔高（根据学生能力可以任意调整难度）。我在berkeley上课的老师Kathryn Mann在Chicago念phd时就带过这样的REU，是研究DNA拓扑结构的mini课题，似乎还见过她指导的本科生完成的小论文。然而这些“先进”的科研教学在我国并不存在，即使是握有大量资源的传统校们。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美本和国内本科的差距，在美帝你要是想买枪，想嗑药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要是一门心思想搞科研，那不管你什么学科，都基本上还是有路可循的，这就是差距。
科研不可能，竞赛呢？那基本上就是邱赛了。不过邱赛不是gre,不是你把红宝翻1000遍就能拿金奖的。当然，努力下功夫也是必要的，不过在我把我的智商上秤称过之后，我还是果断放弃。
刚才说的科研与竞赛都是用来弥补出身不足所造成的劣势。如果出身的缺陷真的像地里叫嚣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我的出路也就实在堪忧了。于是大三上半学期我陷入了深深地忧虑之中。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还能实现赴美读博这样一个目标。主要还是希望能到前20，或20左右的学校，不然以后的发展还是堪忧的。按照地里的舆论气氛，像我这样的出身，达到这样的愿望还是很困难的。学校基本没有知名度，没有可以拿出手的科研，subject也是很勉强的程度，竞赛也不可能有成绩，我的怀疑越来越深。
然而幸运的一点是，不管自己再怎么怀疑，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要走的道路。一方面，我密切地关注着2014年申请结果，发现还是有少量非传统校的学长、学姐通过努力打破了这一屏障。其中包括去UMD读计算的“秦时明月”学长。这让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一方面，我也跟着本校的老师，进行BSDE（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阅读工作；
同时，我申请了大四去UCB访学的项目，计划大四去Berkeley呆一年，目的是搞推荐信。
说道UCB这个项目，我不得不提到“一拳一心”学长。他14fall传奇的申请经历也是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于是我在2014年秋天来到UCB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大四学习。主要干的事情就是在那里上课。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就是Stat205A了。这门课上，我套到了David Aldous老师的推荐信。我套到之后，我们一起过来的其他几个本科生（复旦的两个学弟学妹，以及南大统计的同学）都跟他要了推荐信。同时在那个课上认识了来自北大llh学长（一拳一心学长也在那个课上），学交通的tdn学长，还有来自中科大的远哥，还有“高冷”的gsi（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berkeley对于研究生TA的叫法），twp同志。完成这门课有挑战性的作业与考试的同时，也逐渐对美国本科、博士生低年级学习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适应。
有了Aldous的推荐信，我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底。第二学期便在等待结果以及与Steve Evans每周一次的reading课程会面中度过。二月初拿到UC Davis的带fellowship的offer时还是比较兴奋的，但后来拒信接踵而至的时候还是有些失落。看到地里同方向申请的南开的Sakura同学基本上斩获了所有据了我的学校的offer的时候，我又有一点回到大三时候出身决定论的那个调调上。直到4.15，UIUC发来贺电，那真的是：
拨开乌云见日出
那时我正坐在Berkeley数学学院Evans Hall一层的图书馆内，来自系主任的邮件吹散了弥漫在心头四年的云，终于有一种人生又一次要在眼前展开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我要对“出身决定论”做一定的补充。注意这个“出身决定论”是“大陆学生申请美国理工科博士出身决定论”的简称，所以硕士申请者，特别是职业向的硕士申请者们不必带入。
地里的这种舆论气氛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那些硬的东西在统计的意义上总会带来类似的结果。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你都可以成为“统计意义”所无法控制的那个例外。美国的所有好的博士项目在过去、现在、和相当一段时间的将来会一直被那些来自传统校的同学们把持着，但是你可以通过四年的不断努力，挤到他们中间，在另一个起点上，成为他们的一员。
当然了，我必须客观地澄清，自己除了本科出身并不好以外，其它数据还是比较好看的（gpa 91.69, 学院、专业排名第一，连续三年国奖，gre332, 托福108）。
所以我并没有在地里做选校定位（虽然我还是参考了很多地里面的信息）。我始终相信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换来相应的成果的。
直到后来，我认识了uiuc 2015fall math phd的另外一位，一个来自吉林大学的女生（本科大四毕业）的时候。我才更加意识到，“出身决定论”从结果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绝对。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就数学phd来说，女生的机会还是更多一些。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的意志。至少在我申请的过程中，是对自己选择道路的坚定意志支持着我走到了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考试的发挥失常，每一次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以及看到情况和自己类似的学长学姐申请结果并不理想的时候，都是“不会放弃”这样的坚定意志使自己坚持下去，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位下定决心的学弟、学妹，你们在申请的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不要轻易放弃。
今后的路到底可以走得如何，其实自己还并不太确定。我还是有所憧憬的，但现在也并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憧憬。重要的是，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向我的目标前进下去。有可能我会发现此路不通，如果是那样，我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退一步接受现实。不过，大学的四年走到现在，我还是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平台，前方的世界似乎还是比较宽广的。
我准备先闯一闯。
我也会在玉米地的中央，在美帝这片骨干的现实与丰满的理想并存的土地上，等待2016、2017、2018，以及之后每年你们的到来。
准备申请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支持自己走下去，有的时候则是单纯的疲惫，或是缺乏动力。这些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便会偶尔登上一亩三分地论坛，寻找学长、学姐们的经历。在他们的申请总结里，我看到了一个有一个为着自己目标努力，坚持下去并最终达成目标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着，也激励着我走完了我的大学四年，以及整个申请过程。于是现在，在申请季完结的时候，我还是过来，想把自己四年的大学经历，准备出国的过程在这里分享出来，主要是为了走在申请道路上，以及即将走上申请道路的学弟学妹们。希望在他们申请中遇到困难，感觉到迷茫、困惑或者缺乏动力的时候，提供一点慰藉，和支持他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言归正传
接下来便是我个人申请的经历。接触出国是很早的事情。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周围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各种亲戚、亲戚的孩子，父母各种朋友、同学、同事的孩子，出国的太多太多，氛围一直存在。最主要的契机是家里有姐姐要申请美本，我小她一届，所以从初三开始就耳濡目染她整个申请本科的过程。到了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定下来“本科在国内读，研究生出国”这样的“战略规划”。由于家里父母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自己也对学术研究有一定兴趣，加上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所以计划是拿美国的博士，然后从事学术研究。这对我所处的成长环境的孩子来说并不算是奢望（我有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情况和我类似，住同一个小区，本科去uiuc读了物理，然后现在要去cmu读物理phd,在cmu上课，高年级之后去瑞士那边那个粒子对撞机）。上面提到的本科国内就读对我来说其实指的就是上北大。由于是帝都的学生，上清北的难度确实比外地考生要小，自己所在的高中（也算是北京相当好的学校了）每年实际上清北的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上（过线的60-70人，其中有些会出国，去香港，或者报国内其他高校）。当时自己在高中的成绩基本上是能上清北的，几次模拟考试也都在圈内比较安全的位置，因此就没有什么犹豫地报了北大，而且由于二模考的好（区前10，有些幸运了）还被家长建议报元培，光华之类的。父母去清北开放日的时候，说明模拟考试情况后也受到清华招生老师的报考邀请。但是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在正常的发挥之下，我只能确保自己过北大的线，于是虽然还是报了北大，但并没有报收分高的专业。由于自己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因此报的是北大的心理系。
在这里我必须为北京高考做一个澄清，虽然地里的同志们素质普遍较高，也比较理性，但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对北京高考的状况多多少少并不是了解的十分透彻，在这里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直到我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高考的2012年，北京高考报志愿的政策依旧是：考前填志愿（一般是二模之后，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无平行志愿。这两条政策给北京高考带来了很大的刺激性。这里的无平行志愿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很多省份在我高考的2011年，甚至几年之前就开始实行平行志愿的政策，也就是考生可以在同一批志愿里填分数相差不多的学校，比如第一志愿是北大的话，第二志愿可以填复旦。然而这种填志愿的方式在北京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听到的是“上不了北大，就去北工大”，这两所学校在北京的分数线不少于150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第一志愿是北大的话，他第二志愿基本上要填比北大低150分的学校。大家可以想象，北大和浙大的差距是你高考发挥失常可以忍受的，但是北大和北工大的差距呢。学生辛苦了12年，由于比北大分数线低了1-2分，就必须去一个录取线相差150分的学校，而这样的差距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问题，它会带来实打实的影响。这一点在下文中会继续展开。
因此，在北京志愿填报政策改革之前，北京的高考还是存在着“一考定终身”的这种刺激性的。于是北京高考前填志愿需要十分谨慎，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敢乱填第一志愿的，一旦填了第一志愿，就必须得保证考得上，不然就真的是坠入深渊。
到了我高考的这一年，情况没有以前那么严重。有些学校看到了北京高考的这种特点，开始愿意接受一些从第一志愿清北掉落的学生。比如哈工大（哈工大这一招搞了多年了），包括北工大，这些学校的对策是建立特殊的班级，专门接受这些掉落的学生，然后给他们特殊的资源。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由于比清华低了2分，去了哈工大。
我的第二志愿选择的是北京的一所高校:北京理工大学。选择的原因就是看到其接受第二志愿。那么这样的二志愿比北工大还是要好很多，毕竟录取分数要高80-100分。当时报专业时并没有做任何考虑，由于对工科完全无感，就报了数学，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数学是我在北理工可以学的最适合我的专业。
2011年的北京高考，理综出的比较有试验性，这个只要问我们下一级的就可以得到印证。最后导致我的弱项理综考得尤其惨烈。再加上优势学科数学比较简单，自己又出现了小失误，整体上把我的并不是很好。最后的分数实际上离北大的分数线是有一定距离的。
最后高考出分的时候确实是十分刺激的，当那个数字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知道这12年应试教育的生涯终将以失败告终。不客气的说，对于北京的高考考生，高考还是有一定审判作用的。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那么12年的应试教育就圆满收场。否则的话......
对于高考失力的应对措施，北京考生，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我周围的北京考生大致有三条出路:
1准备出国年本科
2复读一年，准备来年再战
3接受第二志愿
事实上，选择复读的学生很少，大家基本上要么准备出国，要么接受第二志愿。当年我们一起报清北的同学掉下来很多，其中有去法国的，有gap一年，之后去了UWM;还有就是留在第二志愿。其中除了那个去哈工大的同学，还有一个和我一样一起来到了北理工，那个同学去学了cs，他原本报的是北大的信科。
其实最开始我们家的决定是出国读本科，显然，这更有利于研究生申请。因为我本来留在国内的原因就是要去北大，去北大的目的有二，一是憧憬北大的环境，憧憬那里的本科同学，其实就是本科的人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学心理，却没报北师大，而是报了北大；二是清北垄断了太多的顶尖资源和平台，对于出国来说，这些资源与平台都是尤为重要的，这一点我在那时候只是有朦胧的预感，但实际上并不了解的十分清晰，而当进入二志愿学习后才渐渐意识到。那么既然现在去不了北大，去美国直接读本科的话就更直接一些，从本科进入那个体系，那么在向上的时候就容易一些。事实上，这也是地里的共识，即同样一名同学，付出同样的努力，那么在美国读本科与在国内读本科相比，努力所转化成果实的效率还是要高一些的，别的不说，推荐信就直接秒杀（当然了，这也是基于我早就确定要走研究路线）。
于是我们在出分的当天就报了两次托福的名，一次在八月底，一次在九月底。也迅速报了7月份的新东方托福班，在人大的世纪馆上课。然后从那天晚上，也就是看到高考分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背起了托福单词。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还是留了下来，从了第二志愿。其中的故事就比较丰富了。
事实上，我的家庭状况十分特殊，由于是组合家庭，家里有三个孩子。上文中提到的姐姐，是继母的亲生女儿，我和我的同卵双胞胎哥哥是父亲这边的。
我的姐姐大我一届，当时已经在UCLA读本科了。我和哥哥一起高考，他报的是清华电子，我们同时失利，这对于我们家来说都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特别是对于我的父亲，因为他当年高考也有失利的经历。
父亲的两个儿子同时失利，对他的情绪会产生极大地波动。另一方面，父亲的身体不太好，准确地说是患有甲状腺淋巴瘤，恶性的，再直白一点讲就是“癌症”。只不过这种恶性瘤是所有恶性瘤里面最温和的，现在的治疗手段下，控制病情，使病人达到正常寿命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然而这个病的控制与病人本身的情绪有关，病人情绪好，肿瘤就不容易复发，反之，复发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我父亲本身就容易产生情绪波动，这次的打击对他来讲也十分沉重。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期待其实往往不亚于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所以自己落榜北大对父亲来说也是十分沉重的。
更甚者是，父亲在高考前半年肿瘤复发。我记得很清楚，高三第二学期第一天下午，当所有同学都在教室里考理综的时候，我和哥哥拿上卷子，坐地铁来到北京医院，妈早已经坐在手术室外。那天是我父亲进行手术的日子，我们就坐在手术室外等着，一段时间之后，主刀医生出来，拿着一个不锈钢的小盘，里面装着一写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东西中包裹着些许黑色的球状物，医生告诉我们那就是瘤子。
癌这个东西如果扩散了就十分麻烦。父亲从初三时第一次查出此病，到高三的复发，如果控制不好，达到大规模扩散的程度，就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那高考的失利对于父亲情绪的影响，对于其未来病情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不确定性。而一旦病情发展，一是需要人在，二是需要大量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当时家里的状况是，外面有一个读本科的姐姐，如果说一个在国内读本科的学生一年的花费可以近似的看做为零，那么她在国外一年的花费就不能近似看做为零。如果我和我的哥哥两个人同时出国，那么家里就需要同时负担三个人在国外的开销，而且是四年。在我父母身体都健康的情况下，这种程度的开销实际上并不算什么问题。但当时我父亲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不到半年，还基本上处于休息中，并不参与工作。难么赚面包的压力就都将压在我妈一个人身上，再加上父亲病情的不可控性。这些因素之间产生消极的相互作用，使得本科出国这件事情显得并不像之前想的那么理所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出国也不是马上就能走，毕竟还要gap一年，而这一年也不是在家呆着，而是很紧张地准备托福,sat,文书，申请材料。还要经历等待的煎熬。这些就算对于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说是必须经历的事情，但对于父亲来说，让他在大病未愈之时再去承受一年期中双份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都是对他病情不太好的事情。同时，对于去美国读本科，是否就一定会带来比在国内从二志愿更好的效果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并不确定。事实上，在经历了四年的大学之后，我敢肯定，美本经历对我未来的博士申请肯定是有极大推动作用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拍着胸脯跟父母保证，只要出国，我就一定能怎样怎样。
最后，第二志愿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发现当初自己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二志愿填的是数学专业。考虑到专业是数学，以及以上提到的种种顾虑，我决定从第二志愿。
在这里提一下自己为什么考虑到专业是数学时心动了一下。我一直是十分重视数学的，我认为数学揭示了许多事物的内在规律，或者说当把很多具体学科中的问题还原成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解释时，往往可以得到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来报北大心理系，也是想要修一个概率统计的二专业，或者辅修什么的。那么现在既然是到了二志愿学校，先学数学，之后再伺机回归也是可以的。
于是我决定留在北理工。
决定来到第二志愿，虽然是自己的决定，但还是十分不甘心的。想一想我从初中开始的圈子，玩的好的同学基本在清北圈。第一天父亲送我到学校报到，车子开进良乡校区的时候，心情还是十分复杂的。自己从高一暑假开始就基本没有了假期（高一暑假开始，大小假期基本上是在北师大自习度过的，当时经常一起自习的两个同伴一个进了协和医学院，一个进了清华电子系），为了考北大，高中三年也算是比较辛苦。现在这些努力都成了一场空。但是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走下去。于是当时我就决定，虽然高考失利来到二志愿，但一定要通过四年的努力，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掉落第二志愿在现实中所带来的影响。我也并不知道，国内不同学校背景在申请出国时的差异。
由于出分时就抓紧报了两次托福（第一次由于考位紧张，要去呼和浩特考试），我报到结束后第二天就前往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考了试，考完之后剃了军训头，然后考试当晚飞回北京，之后进入学校军训。那次托福是95分。一个月后在北京考托福，103分。
然并卵。这些成绩由于考试有效期的限制，不可能用于大四申请。只是钱已经交了，不考白不考。
于是我投入到大学生活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大致的计划是，大一学基础课，搞定gre，大二开始上专业课，并着手进行学术上的活动，大三尽量能有一些科研，为申请提供支持。但后来到了大二下，大三我才渐渐意识到，事情不可能像计划中的那样进行。
刚上大一的时候只知道自己要读博士，其实并没有准备继续读数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想在研究生阶段转到心理学，直到大一下学期接触了一些代数的概念。这里的代数不是大部分同学学过的线性代数，而是只有数学、统计、物理等少数专业同学接触过的抽象代数，一直以来，我对抽象的东西就十分有兴趣，而代数的语言，结构让我刚一接触到其的时候就产生了兴趣；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数学博士的念头。
大一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学数学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当大一数学分析第一次考试，大班里90人中只有9人过60，而自己考了98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认真地学一学数学的。从后来的学习中我发现，很多同学认为大学学数学与高中有很大差别，对数学那种严格正明的做法不感冒，或者说接受不了。而数学的那套严密性的做法在我看来却毫无违和感，所以在大一学数学分析的时候（当然，因为数学分析本身的内容上也比较具体，容易理解，不像后来的泛函那么抽象）就还是比较适应的。
有了第一学期的摸底，我便把专业第一作为自己大学学习的底线。我发现，虽然外地的同学确实在学习能力与成绩上比其它第一志愿报到北理的北京同学要强不少，但较之我高中的清北同学圈，还是基本没有挑战性的。于是我也就连拿了三年的年纪第一。
当然，这些东西写起来好像是云淡风轻的事，但实际上我还是为了学好课内课程花了相当的功夫。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课后认真完成作业，适当进行预习与复习。可以说，我上大学之后的努力程度绝对不会亚于高三时的程度。当然，这也是我一直计划好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大学的学习才算是真正的学习，而高考之前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准备高考而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东西也不过是一些附带产品而已。
大一期间，我在得到专业第一、拿国奖的同时把gre考了。可以说，我大一有50%的精力花在了gre上。现在看来，gre并不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准备。当我大四在Kathryn Mann（berkeley上课的老师）的办公室里，听到她一句“No one cares about the general test”时，我也是十分无奈。大一的时候对申请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十分清楚。而由于大部分人申请硕士，对于申请硕士来说，gre分数确实有一定重要性。于是在大一寒假，万泉河校区上新东方gre强化班时，受到周围的气氛，以及讲台上杨子江、陈虎平等名嘴的鼓动，感觉考好gre对于申请好像有很大帮助，便下了大工夫去准备gre。其实现在想想，那时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可以放松一些。毕竟大一其实除了好好学基础课以外其实做不了什么，而gre general对数学博士申请确实没什么卵用。但话说回来，我那时还并没有定下来自己要申请数学博士，所以这也确实是造化弄人。
这里我要在科普一下gre general test(下面简称gre)对于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项目申请的意义：
先说博士申请，对于博士申请者来说，本科阶段的科研、推荐信、gpa、一些学科的subject成绩都比gre重要得多，那么具体来说如下：
对于数学、统计、物理这些偏重理论的学科来说，gre的唯一作用是卡材料。你考个340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如果你考个304，那么学院会判定你为弱智，然后直接把申请材料丢进垃圾桶。
对于工科来说，情况与理科类似。
对于半文不理的学科，比如经济学、会计之类的，这种学科是比较看gre的，不仅看verbal, 还看数学和写作，分数越高越有竞争力。
对于纯文科来说，比如英语文学、历史这类的（当然地里申这些的应该寥寥），gre可能会看，但他们有其它参考标准，比如subject,所以gre也应该不会太重要。
那么接下来说硕士，对于大部分理工商科的硕士来说，gre在申请中有一定重要性。其原因在于gre是一个标准智商测试。当录取方对申请者学校不太了解，无法从往年入学的申请者的学长学姐的情况，通过申请者gpa推测申请者的大致水平时，gre成绩就会作为一个标尺，用来将申请者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申请者）进行比较。
大一的时候我哪里知道这些，于是便吭哧吭哧地准备gre,最后还嫌自己考的不好，大三时又考了一次。在这个过程里，基本上把红宝书、再要你命3000都翻烂了。现在看来，这些经历却也有一定意义，毕竟其锻炼了我的意志力。
到了大二之后，我确定下来要申请数学博士，也开始寻找自己想要做的方向。但其实刚刚接触专业课，而且学的非常浅，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向哪个方向走。直到大三上了随机过程的课，我才决定要向概率方向发展。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大二开始，我进入了地里，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有很多过来人提供经验，也有很多同时申请的人一起分享信息，互相帮助。但同时，我也不可避免地从地里了解到了一些残酷的事实：
美国理工科，或者更严格来讲是理科，而且越理论、越严重（如数学、统计）的“出身决定论”。
美本；港本；T2的清北；T3的清北科；华东五校；复交南浙；传统校
说法很多，不可否认的是，从统计的意义来说，这些学校的申请者确实基本垄断了赴美留学好项目的位置，详情请见W大博客中的科普文。当然，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国的应试教育选拔系统，以及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资源分配现状使得这些学校的学生确实无论从资质（本科入学时的水平）到成品质量（经过大学后本科毕业时的水平）相对于非传统校的学生来讲都有相当的优势。
那么作为非传统校的学生，在资源、平台，以及自身资质都相对逊色的情况下，是否就失去了哪怕是和他们同台竞争的机会？
在我13年冬天开始频繁进入地里的时候，发现氛围确实如此。博士录取的出身决定论基本是地里的舆论共识。当然，站在其它省份同学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合理的。但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这有点不太公平，特别是像我这种由于高考失利，又没能出国，来到程度差不少的第二志愿，又想申博士的人来说。为什么由于一场考试，我的本科出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这种出身的因素不是你通过一般的努力可以弥补的，就算你在自己的学校成绩再怎么好，一个出身不行就打回了解放前。
那么努力争取科研？外专业的同学不是十分了解情况。在国内，对于数学专业来说在本科阶段可以做科研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基本上只有传统校才有一些针对数学专业本科生的研究机会（而且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后申请的时候大致还是看出身，然后看gpa）。究其原因是本科生掌握的知识太浅，不同于所有做实验的学科，当数学专业的本科生连那些定义、概念都没有接触时，你怎么跟着导师做科研呢。所以给本科数学专业同学提供力所能及的科研机会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国内应该基本没有，而美国的高校却开展的不错。在美国，有个叫REU的东西，其实就是本科生的科研项目。对于数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老师会涉及一些mini的课题和小课程，这些课程带有一定研究性，是对本科知识的拔高（根据学生能力可以任意调整难度）。我在berkeley上课的老师Kathryn Mann在Chicago念phd时就带过这样的REU，是研究DNA拓扑结构的mini课题，似乎还见过她指导的本科生完成的小论文。然而这些“先进”的科研教学在我国并不存在，即使是握有大量资源的传统校们。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美本和国内本科的差距，在美帝你要是想买枪，想嗑药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要是一门心思想搞科研，那不管你什么学科，都基本上还是有路可循的，这就是差距。
科研不可能，竞赛呢？那基本上就是邱赛了。不过邱赛不是gre,不是你把红宝翻1000遍就能拿金奖的。当然，努力下功夫也是必要的，不过在我把我的智商上秤称过之后，我还是果断放弃。
刚才说的科研与竞赛都是用来弥补出身不足所造成的劣势。如果出身的缺陷真的像地里叫嚣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我的出路也就实在堪忧了。于是大三上半学期我陷入了深深地忧虑之中。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还能实现赴美读博这样一个目标。主要还是希望能到前20，或20左右的学校，不然以后的发展还是堪忧的。按照地里的舆论气氛，像我这样的出身，达到这样的愿望还是很困难的。学校基本没有知名度，没有可以拿出手的科研，subject也是很勉强的程度，竞赛也不可能有成绩，我的怀疑越来越深。
然而幸运的一点是，不管自己再怎么怀疑，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要走的道路。一方面，我密切地关注着2014年申请结果，发现还是有少量非传统校的学长、学姐通过努力打破了这一屏障。其中包括去UMD读计算的“秦时明月”学长。这让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一方面，我也跟着本校的老师，进行BSDE（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阅读工作；
同时，我申请了大四去UCB访学的项目，计划大四去Berkeley呆一年，目的是搞推荐信。
说道UCB这个项目，我不得不提到“一拳一心”学长。他14fall传奇的申请经历也是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于是我在2014年秋天来到UCB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大四学习。主要干的事情就是在那里上课。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就是Stat205A了。这门课上，我套到了David Aldous老师的推荐信。我套到之后，我们一起过来的其他几个本科生（复旦的两个学弟学妹，以及南大统计的同学）都跟他要了推荐信。同时在那个课上认识了来自北大llh学长（一拳一心学长也在那个课上），学交通的tdn学长，还有来自中科大的远哥，还有“高冷”的gsi（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berkeley对于研究生TA的叫法），twp同志。完成这门课有挑战性的作业与考试的同时，也逐渐对美国本科、博士生低年级学习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适应。
有了Aldous的推荐信，我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底。第二学期便在等待结果以及与Steve Evans每周一次的reading课程会面中度过。二月初拿到UC Davis的带fellowship的offer时还是比较兴奋的，但后来拒信接踵而至的时候还是有些失落。看到地里同方向申请的南开的Sakura同学基本上斩获了所有据了我的学校的offer的时候，我又有一点回到大三时候出身决定论的那个调调上。直到4.15，UIUC发来贺电，那真的是：
拨开乌云见日出
那时我正坐在Berkeley数学学院Evans Hall一层的图书馆内，来自系主任的邮件吹散了弥漫在心头四年的云，终于有一种人生又一次要在眼前展开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我要对“出身决定论”做一定的补充。注意这个“出身决定论”是“大陆学生申请美国理工科博士出身决定论”的简称，所以硕士申请者，特别是职业向的硕士申请者们不必带入。
地里的这种舆论气氛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那些硬的东西在统计的意义上总会带来类似的结果。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你都可以成为“统计意义”所无法控制的那个例外。美国的所有好的博士项目在过去、现在、和相当一段时间的将来会一直被那些来自传统校的同学们把持着，但是你可以通过四年的不断努力，挤到他们中间，在另一个起点上，成为他们的一员。
当然了，我必须客观地澄清，自己除了本科出身并不好以外，其它数据还是比较好看的（gpa 91.69, 学院、专业排名第一，连续三年国奖，gre332, 托福108）。
所以我并没有在地里做选校定位（虽然我还是参考了很多地里面的信息）。我始终相信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换来相应的成果的。
直到后来，我认识了uiuc 2015fall math phd的另外一位，一个来自吉林大学的女生（本科大四毕业）的时候。我才更加意识到，“出身决定论”从结果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绝对。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就数学phd来说，女生的机会还是更多一些。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的意志。至少在我申请的过程中，是对自己选择道路的坚定意志支持着我走到了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考试的发挥失常，每一次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以及看到情况和自己类似的学长学姐申请结果并不理想的时候，都是“不会放弃”这样的坚定意志使自己坚持下去，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位下定决心的学弟、学妹，你们在申请的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不要轻易放弃。
今后的路到底可以走得如何，其实自己还并不太确定。我还是有所憧憬的，但现在也并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憧憬。重要的是，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向我的目标前进下去。有可能我会发现此路不通，如果是那样，我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退一步接受现实。不过，大学的四年走到现在，我还是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平台，前方的世界似乎还是比较宽广的。
我准备先闯一闯。
我也会在玉米地的中央，在美帝这片骨干的现实与丰满的理想并存的土地上，等待2016、2017、2018，以及之后每年你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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